“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其言也厉。” 君子三态,曾经被冯仑拿来形容王石,不同于想象中人生姿态的剑拔弩张,我们发现,这三句话恰好也可以用来描述马云龙。风云激荡而又波折丛生的青年时代,坚守底线却经历坎坷的报人生涯,他的人生道路浓烈昭示着时代的印记,却又清晰勾勒出了自己的坚守与追求。
1974年,背着85条“反动言论”,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投进看守所,本以为必死无疑,却在1979年的平反冤假错案运动中被安全释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曾救他于危难,由此出发,追昔抚今三十年,他对改革开放有着不一般的体认和感情。
“张金柱案”系列报道促使《大河报》声名鹊起,聂树斌一案双凶轰动全国,多少年来,“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新闻,全让老马给做了”,而他本人亦由一家大型都市报的副总编变作“有事无业”的新闻策划人。但仅从专业精神来理解他的作为,就完全忽略掉了事件背后老马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由此生发的理性判断,这种忽略使他被泛泛地解读为一个略带傻气的堂吉诃德。
在老马的核心价值观里,这样的新闻最具有价值:它能够从某种程度上突破言论的界限,进而增强舆论监督的份量。在他看来,只有更有力和广泛的社会监督,才能有效修正可能的改革路径偏差。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看到,他不仅记录思考改革,他早已行动起来,饱含理想主义地践行起了自己的思索。
《suncitygroup太阳》:就你的观察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闻界有哪些突出的变化?
马云龙:谈到三十年来新闻界的最大变化,我认为最突出的应该是开始有一批真正的新闻人出现了,也就是以新闻为职业,具备专业精神的这样一批记者的出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讲“新闻无学”,把做新闻等同于一般的宣传工作,让你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个人对社会的理解,更没有担当和责任的概念。
还有,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新闻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都市报的兴起,都市报对党报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都市报产生的社会土壤就是市场经济,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使党报遇到危机。当时的党报不进市场,公费订阅办公室流通,不能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90年代作为初创者之一参与了《大河报》的创建,它诞生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做新闻的。同当时创刊的其他都市报一起,它们大篇幅报道社会上的新闻,生活中的新闻,揭露性的新闻,这个时候,终于有个天地可以做新闻了。都市报对社会的影响力量,正是从真正做新闻开始,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改变了过去的党报新闻形式。
《suncitygroup太阳》 :三十年,从壮年到白头,你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但又保持着鲜明而又独特的人生选择,这期间,你自己有哪些变化,而又有哪些一直坚持的东西?
马云龙:实际上干任何事都是一样的,首先要明白自己是做什么的,在此基础上,为自己的人生定一个目标,然后,确定自己的底线是什么。有许多有才华的人灵光一现后就销声匿迹了,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底线。
比如,新闻的底线就是真实,作为一个记者要保证真实性需要很大的坚持。经常会遇到一些阻挠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虑,说这个真话它的代价是什么,它会产生什么后果,很多人到此就望而却步了。我的胆子并不是很大,但是我做人有一个底线,简单三句话就可以概括:第一个是假话绝对不说。第二句比较消极:真话不让说,我可以保持沉默。沉默权也很重要,当被要求说假话时,我可以保持沉默,不能强迫着自己去说假话。第三条,只要有机会说真话,能说一句算一句。不论是做人或是做新闻人,都是这一个底线,很简单不复杂,一次两次可能容易做到,但是长期坚持就很难了。
当然,所谓的机会都是存在风险的。我过去给记者们讲课时经常说,记者应当具备三种基本的能力:事实判断能力。好的记者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否则你找不到真实。第二个是价值判断能力,对一个新闻事件的社会意义、价值含量的判断,这个需要社会经验的积累。第三个判断,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记者都有,那就是对风险的判断。报道之后,带来的风险有多大,对报道的后果应该有一个预判。一旦决定要做,就要学会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
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报道引起的风险是我预先没有估计到的。有很多报道你一开始准备报道,就已经知道它可能带来麻烦。但如果在我的价值判断里,只要我认为还有机会还有价值的话我就会做,至于风险,我不知道能不能承受,但准备承受。
《suncitygroup太阳》:南方的一个刊物曾用“我就是一堂吉诃德”这样的标题来描述你身上的理想主义气质,你认同这一点吗?
马云龙:应该来说,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一直到现在,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比如对真理的追求,对真实的探索,在这些东西上我其实没有变化的,骨子里我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词大概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等同于傻瓜,的确,用这样一种态度对待人生、社会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有许多的人,虽然很年轻但已经变得很世故。现在尤其流行的是一种叫做犬儒主义的活法。人们都在现实中最大限度的谋取利益,规避风险,不再去坚持各种理念。你还坚持理想主义,就会被人看成是异类,傻瓜,堂吉诃德。包括文人,比如王蒙最近也在宣扬告别崇高,眼前利益最重要,眼前的幸福最好。理想主义变得虚无缥缈,成了过时的落后的东西,这点我不认同。我认为人和猪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思想,否则的话,猪吃饱喝足了躺在猪圈里晒太阳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人不是这样。80年代和90年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理想的幻灭,那个时候我们还在搞漂黄河,漂长江,非常理想主义的东西。
《suncitygroup太阳》:从个人的经历出发,你如何评价改革开放的历程,你的认识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马云龙:我前半辈子基本无所作为,开始做新闻那一年是39岁。在此之前,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随着全国清算冤假错案的开展,被判为“现行反革命”的我从监狱里出来。1984年进入新闻岗位,整个八十年代,我的全部精力和热情都用于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80年代的改革获得了全民认同,任何一个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会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响应和积极参与。我记得刚刚开放市场,下海潮正热的时候,在周日,郑州整条人民路都会变成一个市场。干部,工人,都在那里摆摊,还有一批人在那个时候丢掉公职下海经商。那个时候群众对每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是一种热烈欢迎的态度,形成了全国上下都非常认同的改革共识。
80年代的10年,每个人都看到希望,得到好处。这种现象在90年代以后没有了,现在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老百姓都疑虑重重:是不是又要掏我的钱包了?是不是又要损害我的利益了?
我这个80年代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在90年代开始静下来思考,反思这一段历程,发现其实是改革的路径出现问题了。改革似乎已经不是要给全民带来利益,而是要从百姓那里多弄钱来,国家变成一个利益实体了。国家机器本来是要为公众服务的组织,现在却努力做盈利的工作。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共品本来应该越来越多,我们的现实却是越来越少。教育、医疗,本来是应当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来建设,而我们却把它们彻底地推向市场。这些措施的恶果之一就是网上所议论过的穷人世袭穷人,社会阶层无法转变,特殊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有权力者世袭权力和财富,是改革中出现的最大教训。
《suncitygroup太阳》:在你看来,改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路径错误?
马云龙:现在看来,80年代的改革派有一个天真的梦想,那就是随着经济制度的改革、经济的发展会促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产生。他们幻想出现一个枣核型或者叫做橄榄型的社会,中产阶级比较大,而中产阶层必然会要求权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必然会产生民主制度。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目前没有产生这样的社会,反而产生了一种哑铃型的社会,权力财富集中,两级分化,断裂的社会。中产阶级非常弱势,又依附于权力,并没有形成一个有独立意识,有权力要求的阶层。这种结果的源头根本来说是制度性的问题,任何一个改革方案,如果产生了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都会走到这种局面上去。
《suncitygroup太阳》:你怎么评价改革开放过程中舆论监督的力量?
马云龙:媒体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任何一个权力,它只要是无监督的权力,就必然是一个腐败的权力,这是政治学中的真理。关于舆论监督,我们的理论研究和政策上还是很模糊的,中国在理论上至今没有突破,这个突破恰恰来自实践。比如,《大河报》当时报道的在全国著名的“张金柱案”,报道那个案子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扳倒了一个张金柱,它最大的意义是在新闻操作上的一个突破。在那以前,宣传纪律明确规定,对公检法部门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不得报道,报道的话也只能在法院处理后报道一个结果,不能在发生的同时就跟踪报道。自从这个报道做了之后,才突破了这个禁区,这个禁区不是上边给你的,是你自己在实践中突破后变成了一个先例了。再比如孙志刚案,报道出来后导致了一项法律的修改。实际上正是通过一些案例一点点的突破,新闻自由度得到了拓宽。
30年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现在看来现有框架已走到极限,必须有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能仅限于经济改革,需要一些实实在在的民主制度建设。这样一堵墙不破,我们就只能徘徊在外围。
要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实现民主的第一站就是新闻自由,这是实现政治改革的第一扇门。对于每一个报道,来衡量它有没有价值,就是靠这个作为尺度。我上面说到的这个价值判断,就是看对中国的前进有没有价值,然后依次来决定报道是不是要做,是不是要坚决地做,甚至不计利害地去做,其实这种判断是建立在理性判断之上的,而不是盲目的冲动。促进新闻自由是做这一行最重要的目标和追求,许多人并不理解你最终想要什么,所以经常有人就说你马云龙是个二杆子。其实,我做的每一个案例都是有深意的,有一个追求在里面。
(采访:宋晓鸣 白许晨)